在中國思想史上，北宋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。面對佛道思想的沖擊與漢唐經學的僵化，儒家學者開始尋求新的理論突破。
程顥（1032-1085）、程頤（1033-1107）兄弟，世稱“二程”，他們以“天理”為核心，重構儒家哲學體系，開創宋明理學之先河，其思想不僅重塑了儒學的話語權，更深刻影響了東亞文明的精神氣質。
宇宙與倫理的終極法則
二程思想的核心在于對“天理”的哲學化詮釋。他們突破傳統儒學局限于倫理實踐的特點，將“天理”提升為宇宙本體。
程顥直言：“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”，程頤更強調“天下物皆可以理照”。這種將“理”視為萬物存在依據的學說，既回應了佛教“空”與道家“道”的挑戰，又為儒家倫理提供了形而上的根基。
這種將自然法則與道德法則合一的思路，使得儒學首次具備了完整的宇宙論體系，完成了從“倫理儒學”向“哲學儒學”的躍升。
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
有人問程頤，寡婦貧困無依，是否可以改嫁。程頤回答：“餓死事極小，失節事極大。”他認為，寡婦守節是維護綱常倫理的重要表現，即使面臨饑餓乃至死亡，也不應違背禮教。這一觀點將儒家倫理推向極致，強調道德原則高于個人生存。
程頤的這一觀點被后世理學家強化，成為宋明時期禮教束縛女性的重要理論依據。近代以來，這一觀點受到批判，被認為是對人性的壓抑。五四學者斥其“以理殺人”，將禮教桎梏歸咎于“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”的倫理絕對主義。
理學的雙面鏡像
二程作為理學的奠基者與儒學的哲學重構者，一方面他們將儒學提升為具有嚴密邏輯的哲學體系，使中華文明在與佛道的對話中守住精神主體性。
另一方面，其倫理絕對主義成為壓抑人性的理論工具，折射出傳統社會的內在張力。
理解二程，不僅是解讀宋明理學的鑰匙，更是審視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重要視角。在祛魅與返本的開新之間，他們的思想遺產仍持續叩問著當代人的精神世界。
